还有三周，2024年就结束了。
截至今天，全年的电影票房为408亿，预计最终不会超过450亿，比去年少了整整100亿。
整个电影行业都流露出力不从心的疲态。
如果要为今年的院线总结一个关键词。
Sir觉得，是“壁”。
从春节档就开始的院线二八效应：大部分票房被头部电影卷走，部分腰部电影在排片中抢食失败，自愿撤档拉长战线重映，或直接上流媒体。
商业电影在短视频的影响下，开启无法扭转的同质化效应。
电影和观众也有壁，电影院不知道观众爱看什么，观众不知道电影院有什么电影可看。
国产片还能再回到2019年吗？
或许相比于盯着那几个头部导演，看看他们能不能继续票房神话。
我们更该关注新人。
在任何时候，只要新人的输出源源不断，且不是昙花一现，那么电影就还有希望。
是的。
最值得关注的其实并不是那些“导演首作”。
而是他们的第二部作品。
2024年，有相当一大批的新人导演们迎来了他们的大考，交出了“复试”的答卷。
究竟整体质量如何？
我们或许可以在这里，窥见国产电影未来的样子。
01
大胆！
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：
观众对新人导演第一部作品的看法，更多是建立在对人才的发掘，和对行业血液流通的赞赏上。
处女作一般是导演酝酿多年的成果。
而到了第二部作品，就更考验导演功力。
于是2024年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内电影市场，不难发现这样几个名字：
三年前靠《扬名立万》试水成功的刘循子墨，今年携万合天宜继续拍《胜券在握》；2019年《被光抓走的人》让董润年进入大众视野，加速了《年会不能停！》的诞生；《爱情神话》灵了一把，《好东西》更让邵艺辉坐稳女性市场的头号交椅……
这一年，成为不下10位新人导演“群面复试”的舞台。
Sir并非刻意比较拉踩。
但一个新导演值不值得被继续期待，首先需要考量的是，在第二部：
TA能不能继续带来新东西。
毕竟如果你只是循着老一辈的路在走，那么你的可替代性也会很强。
与其期待复制粘贴。
我们不如把目光投向那些有瑕疵的创新。
2024年，最让Sir想特别提及的，有“新意思”的“复试”作品有两个：
温仕培的《负负得正》。
以及邵艺辉的《好东西》。
这两部电影的口碑天上地下，可对于Sir来说，他们都给到了我们足够的惊喜。
先说前者：
温仕培的前作《热带往事》，如果单就故事上来说，其实并不能让人满意。
但它突出的地方是什么？
暧昧性。
影片通过一起车祸，牵拉出一桩悬案，做足湿热气候带来的张力与氛围。
所以即便豆瓣6.1，依然让不少观众记住了他。
而今年的《负负得正》呢？
问题依旧。
可同时，也将这种暧昧性以更极致的方式呈现了出来。
比如用动画的形式展现意识流的性爱场景，电影中加入了大量迷影彩蛋等。
更重要的。
它将角色设定为一对误打误撞的合租都市男女，通过将爱情解构为年轻人们感兴趣的东西，从而让这群不再相信爱情的群体重新爱上爱情。
而床戏的加入，也直白的剖析着当下年轻人的爱情症候群，停留在孤独、寂寞的舒适中，又渴望温暖，渴望被慰藉。
没错，它仍然有争议。
而有争议，就意味着有被喜爱的空间。
再说后者：
邵艺辉的情况也是类似。
虽说《好东西》和《爱情神话》同样为都市电影，都涉及上海这座城市，以及生活在一线城市里的小资男女。
但有所不同的是，邵艺辉在《爱情神话》里的女性主义色彩，更多是带有跳脱感的艺术呈现，比如以画面以红色为背景，将男主角与两位女性的剪影出现在同一画面里，以此，被视为审判的舞台。
先满足观众的视觉审美，再加上妙笔生花的台词。
只可惜，《爱情神话》的故事，其实更像是某种限定尝鲜的版本。
虽然有女性主义和城市群像的加成，但围绕在中年群体、男性视角以及不可免俗的精致点缀上（比如艺术电影、上海话和奢侈品）还是太多，在普通观众那里具备一定的门槛。
但《好东西》的出现，显然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升级。
普通话、没有奢侈品、用所有人都能看懂，都能被打动的语调，诉说一个灵气十足的故事。
而女性主义这回更加不是纯文本式的呈现，就是电影所打造的“乐园”本身。
如果说温仕培的新，在于他敢于尝试一门暂且被大部分中国导演所搁置的电影类型，并且也实打实地做到了与现实结合，引发观影群体新的思考。
在动物性（生育率）下降的时代，怎么看待爱情；
在爱情灭绝的环境里，如何处理爱情的衍生制品：
那么邵艺辉的新，就在于她不仅仅是在旧的叙事基础上讲故事，更重要的是用旧的方法说了一个新的故事。
也不仅是故事，不仅是电影，而是一种新的体系和世界，终于被看见的可能。
所以总的来说。
80后、90后的新一代导演们以一种野蛮生长的姿态，以混不吝的个性，冲出了当下电影市场。
他们在拍摄手法上创新，如邵艺辉以舞台剧的方式去拍女性对男性的审视；
或是在剧本内容上创新，如刘循子墨《扬名立万》，走上了另一种“剧本杀”模式的电影创作；
他们最初的几部作品里，虽没能摆脱自己的稚气，但却敢于创作出新的模式、一种新的态度。
这何尝不是一种中国电影的新尝试。
只是来到第二部电影，观众会不会再给出“新手体验卡”？
02
新锐≠商业？
如前所述，导演们光有“新东西”其实还是不够的。
观众需要的是“好东西”。
而一部电影好不好，观众给出的最直接反馈，就是用脚投票。
可以说。
在没有突出的美学风格（比如毕赣）加持下，新导演的第二部作品票房成绩，往往会直接决定他们的未来。
那么，2024年新导演的“复试”成绩如何？
单从选题上来看，相比第一部作品，第二部的题材和把控更偏商业是大部分导演的选择。
都试图在这个商业的世界里站稳脚跟。
可结果呢？
一个表格便可以一目了然：
除了邵艺辉等少数导演。
绝大部分，都面临着折戟沉沙的结果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
仔细来看，失败的案例格外典型：
有的是质量不行：
比如，刘江江导演靠首部电影拿下17亿票房，也顺利成为这些新锐导演里最赚钱的一位。
接着，他带着野心勃勃准备带着《出入平安》冲刺国庆档。
但，上映4天后，突然官宣撤档，4天票房只有1775万，排片也就只有2.1%。
这场国庆档的仗，也是他能跻身进入另一导演层级的机会，可惜，还是失败了。
《出入平安》虽然以唐山大地震为主题，但，却又在过度消耗观众的眼泪。
警察在看到新婚妻子在地震中的尸体时，是与尸体在废墟上，举办了一场婚礼；一个死刑犯在抗震救灾时，心血来潮，取危楼里放生笼子里的小鸟，然后被压在废墟之下。
在这个年头，还有这样故意煽情的电影，实在是太老套，甚至，你会觉得这部电影，依旧像是“抖音大电影”。
电影的宣发片段放在短视频网站上，就能获得高赞，高流量。
但，放在电影院里，不如说是导演的野心，太过于明显，也太过用力。
而今年还有一部电影，也是如此。
不思凡的第二部作品，《大雨》。
1月上映电影院线，宣发也做得极为热烈，在短视频平台上有8.8亿的播放量，与2017年的《大护法》相比，作为一部动画片来说，也是格外出圈了。
但，今年《大雨》的票房，也就只有1729万，与《大护法》的8761万票房相比，着实是差了许多。
在电影制作上，差的部分，更像是当年《大护法》出圈的部分，故事、台词、意象的设计上，过为隐喻，在还没有搭建好故事框架，电影就已经开始用一个个的符号，去掩盖导演的表达。
在没有找到“破解”电影的抓手时，这部《大雨》最后只有一条线——父子情上可以走得通。
所以也就造成了观众看不懂，导演说不清的局面。
所以《大雨》也只在豆瓣上获得6.2的评分，也很难说它是“遗珠之憾”，只能说是有点可惜。
当然，如果用票房去衡量新锐导演的“新”，其实是不公平的。
用市场倒逼导演就范，让他们要创作出符合当下商业类型的电影，在资本裹挟中，反倒会事倍功半。
最明显的例子，顾晓刚的《草木人间》。
电影选用了吴磊、蒋勤勤参演，宣发奔着“营销诈骗”的噱头而造势，拿下1亿票房。
算是成功？
但，观众看罢后，却发现电影不伦不类，说是商业片，但电影却抽象结尾；说是文艺片，但，时不时的“非法传销”内容，又有些《孤注一掷》的风格。
顾晓刚的导演气质从他第一部《春江水暖》就可以看出，他擅长的并不是商业片。
但为了更大的生存空间，却又将电影往“商业片”靠拢。
这造成了最终的四不像。
而更离谱的其实是董越的《戴假发的人》。
第一部《暴雪将至》时，董越找到了段奕宏，并帮助他登上了东京电影节影帝的宝座。
而第二部呢？
他找到了黄晓明。
本来，这其实是一场赌博：一个偶像明星自毁形象，势必会带来一定的话题流量。
可结果呢？
影片只拿下了423.6万票房，
究其原因：
与其说观众无法接受电影的隐晦，不如说，观众其实更无法接受黄晓明公开新女友的行为。
甚至在Sir的后台也有网友说，他不想去看，就是不想给“叶珂买包”。
场外因素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。
所以说。
尽管有输有赢，但我们也没法说，票房高的就是成功，就是有前途，票房低的就是失败，就是导演不行。
商业规则或许无情。
可我们在希望国产片越来越好的同时，更希望这里有更多不同种类的电影出现，去适应更多不一样的受众。
我们不能没有商业片。
但同时，也不能只有商业片。
03
让他们说话
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到我们这篇文章的重点了：
表达。
与第五导演彻底拥抱商业，以及第六代导演彻底放弃商业，这两条极端路线不同。
在这一代新锐导演身上，有了一种自我表达与商业的调和。
没错，他们在追求商业：
今年，第二部电影破亿的电影有5部，分别是《好东西（截稿时票房5.4亿）》《胜券在握（1.9亿）》《草木人间（1亿）》《走走停停（4亿）《重生》（4.6亿）。
但追求票房，就意味着放弃了表达吗？
显然没有。
2024年，新导演虽然把越来越多的精力都放到了商业这个词上。
但他们仍然试图向这个世界传递着些什么。
比如，《好东西》：
可以说，今年唯一一个将议题破圈，又能把钱挣着的，还是《好东西》。
它聊的不仅是女性议题。
和《爱情神话》一样，它还隐晦暗示了的LGBT元素，而这，也是邵艺辉绞尽脑汁如何避开红线，用最不经意的细节去触碰，去为小众人群留出位置。
这本来是很敏感的。
甚至于一对一的采访，面对有关的提问，邵导本人也会自然揭过话题。
就像去年跨年档的《年会不能停！》：
董润年在《被光抓走的人》里，用一种软科幻的极限情景，对中国式婚姻发出拷问。
其中不光包含了同性恋元素、第三者，甚至还有开放式婚姻，像一种东亚社会的群像观察电影，可以想见导演触碰尺度的野心。
而到了《年会不能停！》，商业性被拉满，但也能看见类似的触碰：
拍摄时，白客问导演，“咱们这个讽刺职场的，这没有危险吗？”
我说加班的中心思想不是为了完成工作
而是为了展现态度
咱这不是讽刺职场吗
这没有危险吗
导演董润年想了想。
“有”，但又改了口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还好，这一段台词最后还是保留了，一刀未剪。
能卡住红线的缝隙，显然这是幸运的。
这其中。
更多的，其实是挣扎于表达与不可抗力的大多数。
比如刘循子墨。
拍摄《扬名立万》时，刘循子墨就已经困于拍摄成本的极度压缩：
时间很紧凑，公映版的123分钟其实已经是几个剪辑版本最终的取舍，一些细节，比如“中国最后一个太监”、“中国最优秀的场记”的台词，已经是导演护犊子的结果。
《胜券在握》其实也是，很多嘴型对不上的部分都可以想见背后的改动。
“想表达的越多，障碍越多，分就不一定高。”
你说这是自讨苦吃？
不。
反而，Sir觉得这些未能被保留下来，留存在电影边角料里的，也是属于国产电影未来，最本真的东西。
——因为有了新导演，边界才有被不断拓宽的可能。
所以该怎么说呢？
就像《负负得正》上映后，导演温仕培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道：“我就说我不太愿意接受采访，因为接受采访时我永远是在自省和剖析自己，其实对宣传不是很好的……”
我们在新导演身上所建立的所谓希望。
其实是渴望他们能在知晓中国电影已陷入僵局的前提下，能够用初生牛犊的精神建立一种新的游戏玩法。
这群新锐导演中，他们更愿意自我表达，去讽刺他们看不惯的一切事物——
讽刺导演；
自嘲落魄编剧；
点破“女权表演艺术家”。
也乐于拥抱商业。
选择大众喜欢讨论的话题，挑战更有社会议题的作品，选用一些有流量的明星（并非贬义）。
在严苛的审核制度下，也都努力地完成这一项“艰巨”的任务。
虽然对标今年进入内地市场的几部香港青年导演的电影，如《白日之下》《年少日记》等，内地导演鲜有狩猎如此深刻的社会议题。
但。
许多青年导演们也还是有着去直面“房间里的大象”的勇气，也继续着自我的作品风格与表达欲望。
如今，这些导演能否拯救中国逐渐平静的电影市场？
也许答案并没有那么乐观。
“Make 中国电影great again”，似乎单靠一代青年导演，并不可行。
一部两部作品，并不能让中国电影市场再次活跃起来。
但，有了他们，也就有了更多不一样的类型的电影，让电影市场、观众群体逐渐多样化。
这也是一种，改善电影市场的良性变化。
未来，还是任重而道远，请给他们再多一些空间，再多一些掌声。
也许，离真正再次做出“中国电影”的目标，也就不远了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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